问题，也就是说：在我们革命者的生活中，爱情究竟有没有它的位置？应当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？
我今年满二十五岁了，小学六年级的时候，赶上了“*****”，后来到中学参加了红卫兵，再后来是到农村插队，前几年又由农村来到了工厂。我们一天天长大，思想上、感情上、生理上都发生着变化，但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却得不到及时的指引，比如说，爱情问题就是这样……
前几年，我曾纳闷过，为什么我们的银幕、舞台上，不但丝毫没有爱情的表现，而且，甚至极少夫妻同台的场面，掐指一算，鳏寡孤独之多令人吃惊。难道我们的生活就应当是这样的？
我比亚梅那样的同伴幸福。我的父母即使在“***”一伙推行文化**主义的时候，也能及时地指导我，启发我，允许我在家里他们保留下来的中外古今文艺名著，也偶尔比较深入地回答我一些无法在别的地方提出的问题。我就问过他们，是不是凡是涉及爱情的文艺作品，都算黄色的东西？事实上“***”猖狂的那几年就是那样一种气氛，我还记得，当我到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一书中关于保尔与冬妮娅、保尔与丽达的有关章节时，曾经怎样地心跳耳热——不用别人来“揭发”我，我自己就产生了一种“犯罪”的感觉。保尔不是无产阶级英雄吗？他怎么会对冬妮娅这号人一度产生过那样的热情呢？他又怎么能对丽达产生超出同志之上的感情呢？无产阶级英雄不是都应当像电影《火红的年代》当中的赵四海那样，三四十岁也守着一个老母亲过活吗？爱情，在无产阶级革命生活中，似乎是不应当占有位置的啊！
把爱情问题驱除出文艺作品乃至于一切宣传范畴的结果，是产生了两种不正常的现象。一种，是少数青年把生理上的要求当作爱情，个别的甚至堕落成为流氓，这一种我暂不愿加以研究。另一种，可就非常之普遍了——不承认爱情，只承认婚姻。青年男女过了二十五岁，自己也好，家长也好，周围的同志也好，乃至于热心的邻居，便都开始公开谈论并行动起来——“找一个合适的对象”。我想，人们当然可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相爱——从一见钟情到心心相印；经过可靠的亲友介绍而相见恨晚；在同一单位中逐渐了解而终于互相倾慕……乃至于像李双双和孙喜旺那样“先结婚，后恋爱”，都是能结成美满的姻缘、缔造出幸福的家庭的。但是，我反对根本把爱情排除在外的那种婚姻。不是连值得尊敬的魏师傅也那样问我嘛：“你希望什么样的？”仿佛我不是要寻求真正的、健康的爱情，而是要挑选一件可心的毛线衣！
在有些人的心目中，搞恋爱，或者说是“搞对象”，总是同经常性的迟到、早退、工作中的走神，以及花枝招展的装束联系在一起的。而我和他，却并没有如此这般的行迹，难怪连一心真诚地关怀我的魏师傅，以及号称“全知道”的亚梅，都迟迟没有识破我的秘密。倒是爸爸、妈妈，从他们凝视我的目光中，以及他们互相交换眼色的神情中，使我意识到他们已经产生了怀疑——估计很快就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到来，他们请我坐在对面，要求我把一切“和盘托出”……
四
下了电车，老远就看见他焦急地等待着我。
我穿过稠密的人群，摆脱开想从我这儿得到一张退票的影迷的纠缠，快步小跑来到他的身边。
“你真傻！”我嗔怪地说，“干吗非写信，打个电话不成吗？”
“我买到票，就跑去打公用电话，老占线……恰好我上午办事要经过你们厂门口，就想了这么个办法……怎么，产生‘副作用’啦？”
我心里非常高兴。我们早就约定，一旦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复映，无论如何要争取早点看上。我们都在上小学的时候看过这部影片，当时并没有完全看懂，我们想怀着浓厚的兴趣、以成熟了的眼光来重看这部被打入冷宫达十年之久的影片。我们希望能从中获得激动心灵、引人向上的东西。我理解他那种急于把消息通告给我的迫切心情，于是我快活地笑着说：“管他的！反正我们总算看上了……”
可是，他的表情为什么那么奇怪。他把我引到离电影院门口稍远的地方，一个食品店的橱窗下，道歉似的说：“是这么回事……我们那儿的老贺，家里孩子病了，中午他跑到我家，求我下午四点去代他的班，我答应了。你别怪我。咱们退掉一张，你先自己看吧……”
我的头一个反应是深深的失望。我自己看……我怎么能一个人自己看呢？用一颗心看，与用两颗贴在一起的心看，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。这个闯入我们生活当中的老贺，我祝愿他一生幸福，可他的孩子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生病？他又为什么偏偏要找我现在最需要的人去代班？显然，老贺他们摸透了我对面这个人的脾气，知道他有着怎样的一片心地……
我在烦怨中看到了自己映在橱窗中的面容。啊呀，我的眉头怎么会变得像几何学中的相似符号？我那一贯闪烁着朝气的眼睛里，怎么会侵入了庸俗的色彩？我那会朗诵《雷锋之歌》、会演唱《周总理，你在哪里？》的小嘴，有什么必要这样紧紧地抿着？……如果说，当你爱慕的人要去做一件虽然微小、但本质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