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史之乱就象一记重锤，击碎了盛唐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个维度上的完美架构。
虽然它并没有立刻让唐朝灭亡（唐朝又延续了约150年），但它摧毁了那个时代的精气神。
从此以后，唐朝虽然仍在运转，但再也没有恢复过“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”的盛况。
那个万国来朝、诗酒风流、充满无限可能与自信的“盛唐”，确实在这场浩劫之后，永远地成为了历史记忆和文人笔下的追忆。
或许就是因为这样，才让人觉得那么遗撼。
既然来到了这个时代，历史是西游世界里的东土大唐，徐闻依然想去改变它。
这也是徐闻为什么不急着去成仙的最大原因。
他不能让历史重演了，有他存在，不会有安史之乱的。
他不想让杜甫写那样的诗了。
至于怎么避免安史之乱呢？
那就得先了解造成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。
徐闻研究过历史，他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来理解：
首先是制度性内核，均田制瓦解与府兵制崩溃。
这是最深层、最根本的经济与军事原因。
唐朝前期实行的“均田制”，是国家按人口分配土地，以此为基础向农民征收租庸调，并征发兵役。
然而，随着和平日久，贵族、官僚和大地主疯狂兼并土地，导致“富者有连阡之田，贫者无立锥之地”。
大量农民失去土地，沦为流民或地主佃户，不再承担国家赋税和兵役。
创建在均田制之上的军事制度是“府兵制”。兵农合一，士兵平时耕种，战时自备武器出征。
均田制瓦解后，失去土地的农民无法再自备装备服兵役，府兵制无兵可征。
剩馀的府兵地位低下，逃亡严重，京师和中原的军事力量名存实亡。
其次是结构性危机，即节度使制度与内轻外重的局面。
为了解决府兵制崩溃后的边防问题，唐朝进行了军事制度改革，但这却埋下了更大的祸根。
唐玄宗在边境设立了十个节度使和经略使，授予他们巨大的权力，集军事、行政、财政大权于一身，使其成为雄踞一方的军阀。
天宝年间，全国边境节度使的总兵力约为49万，且多为能征善战的职业精兵。
而中央直辖的禁军（彍骑）则只有12万左右，且由于承平日久，缺乏训练，战斗力极差。
这种外重内轻、强枝弱干的军事格局，使得中央政府对拥有重兵的边将失去了有效控制力。
然后是政治的腐败，即朝政混乱与统治阶级腐化。
开元盛世后期，唐玄宗志得意满，沉溺享乐，导致朝政急剧腐败。
奸相李林甫为巩固权位，堵塞言路，排斥异己，并建议玄宗重用寒族胡人为边将（因为他们不识汉字，无法入朝为相，威胁不到他的地位），这为安禄山（粟特、突厥混血）的崛起铺平了道路。
杨国忠继任后，更是任人唯亲，横征暴敛，激化社会矛盾。
唐玄宗后期沉迷于杨贵妃，“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”，将朝政完全委于奸相，对潜在的危险视而不见。
杨国忠与安禄山个人矛盾极深，杨国忠多次向玄宗表示安禄山必反，甚至采取行动刺激安禄山，加速了叛乱的进程。
在上述制度与政治的背景板下，安禄山个人的野心成为了引爆危机的导火索。
安禄山通过逢迎玄宗和杨贵妃，获得空前信任，一人身兼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镇节度使，兵力占到全国边兵的五分之二，其控制的地区已成为独立王国。
安禄山常居长安，对中央朝廷的腐败和军备废弛了如指掌，从而滋生了取而代之的野心。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安史之乱是一场由制度缺陷、政治腐败、军事失衡和个人野心共同酿成的结构性危机，它彻底暴露了盛唐光环下隐藏的深刻社会矛盾。
仔细思考了其中原因后，徐闻更讨厌唐玄宗了。
也怪不得，后世大部分人讨厌唐玄宗，还有乾隆，这两个历史地位评价是越来越低的。
光明正大抢儿媳妇的，这也没谁了。
而且他只是受了祖上的馀荫，有了开元盛世，以为自己厉害，然而看他解决制度矛盾的政策，那叫一个鼠目寸光。
当前，距离安史之乱还有一百年。
时间是足够的。
至少有徐闻在，唐玄宗李隆基是登不了基了的。
在不能象之前几个世界那样大刀阔斧改变的情况下，徐闻当然得好好思考如何操作了。
只是，不能统一全球，不能往外发展了，想要发展好封建社会，是真的有点麻烦。
也许最直接的办法就是，等徐闻的孩子长大了，他们直接纂位做皇帝。
或者，闹个红色革命？
综合徐闻之前的分析，没有安禄山，也会有别人。
只是安史之乱爆发得太突然，盛唐结束得太突兀，才更让后人觉得遗撼而已。
要想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