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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宝元元年，辽重熙七年八月，李元昊在野利仁荣、杨守素等亲信大臣的拥戴下，于兴庆府南郊筑坛，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，国号称大夏，改元天授礼法延祚。
历史上是次年正月，也就是称帝的两个月后，李元昊才写了国书上表给大宋，要求大宋承认他的地位，但被宋国拒绝，于是恼羞成怒，开始发动战争。
但如今还是山遇惟亮告发了他，宋国几乎是在他八月称帝，九月就已经给了他回应，下诏“削夺赐姓官爵”，停止互市。在宋夏边境张贴榜文，悬赏重金高官捉拿李元昊，或献其首级。
这种情况下，国书自然也就不用交了。
李元昊只是给范仲淹送了一封“嫚书”，信中指责宋朝背信弃义，挖苦宋军腐败无能。又借辽朝的势力威胁宋朝，最后还表明西夏仍愿同宋朝和好之意。
显然这是李元昊倒打一耙，试图将对宋朝发动的战争的责任归于宋朝。
范仲淹甚至都没有回信。
因为这种什么所谓甩锅责任，推诿罪名都没有任何意义，战场上成败论英雄。你若是赢了，你自然就是正义的一方。输了的话，任何反驳的言论都不过是借口。
就好像辽国重熙增币，毫无理由地要求大宋增加岁币，这合理吗？显然是不占道理，可那又能怎么样呢？
大宋打不过辽国，就得被辽国欺负、敲诈。
所以现在李元昊起兵，要把罪责推卸在大宋头上。若是他兵败了，大宋的兵锋直指兴庆府，那李元昊怕就得改口，立即上书求饶。
归根到底。
赵骏的那句话永远都不会错。
国防才是外交的基础，尊严只在剑锋之上，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！
双方撕破脸皮，也就没有以前那样的顾虑。李元昊频繁派出细作到边境刺探军情，煽诱宋朝境内的党项人和汉人附夏，公开断绝了西夏同宋朝的使节往来。
范仲淹那边也不甘示弱，关停了一切与西夏的互市，将边境的汉人全部迁回境内，并且开始明目张胆，于各个交通要到，修筑堡垒寨墙。
除了这些措施以外，庞籍在后方关中已经开垦田土一年之久，他召集百姓，用朝廷运送过来的钱币雇佣人手，开挖水渠，修建水利设施，又安置边境迁徙过来的汉民，分发土地，恢复关中治理。
从唐末以来，关中几乎都被打烂了。再加上过度开发，导致上游水土流失严重。为此庞籍禁止沿河岸砍伐树木，命令驻地的厢军从南面的秦岭伐木，通过黄河与渭水运到长安。
大宋国内的战争机器也开始运转，从两年前赵祯就已经在囤积粮食。南方水运粮草不断运往汴梁，开封每日发往关中的粮草不计其数，为这次战斗做足了准备。
而就在宋夏关系破裂，双方都进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时，远在南方的赵骏，在宝元元年八月，已经到了长沙。
六月份他从广东又回到了湖南，这次开始认真调研湖南的工作。
他在江西曾经去过当时名叫石含山的井冈山，到了湖南时，路过湘潭时，曾特意去了一个叫韶山的地方，在山脚的村子里，望着南面的那座小山看了许久。
八月十日，天气阴沉沉的，下着小雨。长江中下游地区五月到十月正是汛期，雨势虽然不大，但河水涨了，行船不是很安全。
所以赵骏在长沙停下了脚步。
这座城市也曾经带给他回忆，后世父母在他小时候就外出长沙打工，赵骏靠九年义务教育在镇子里读了小学，然后考中了县里的初中。
到他初中的时候，父母已经在长沙站稳了脚跟，加上他当时成绩优秀，于是被带去了长沙读了名校。
因此他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几年，也是他父母在外多年打拼的城市。
此时的长沙作为南连广州，北接荆襄的重要交通枢纽，还是一座非常庞大的城市，占地面积几乎接近后世整个长沙市。
后来宋哲宗时期，因长沙实在是太大的缘故，就像汴梁分出开封县、祥符县一样，也分出了一个善化县。
这个县的大概位置为后世长沙何田、五美、干杉、黄兴镇、跳马、黎托、洞井、大托铺、坪塘、白泉、望城坡、白箬铺等地。
而北面的长沙县则是后世的长沙市市中心一带，这样南北分治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长沙发展迅猛，城市规模扩大的缘故。
现任长沙县令叫做陈希亮，赵骏知道他，他虽然不爱看《宋史》，但相对比较出名的如吕夷简、王曾这些人还是认识，否则也不能对吕夷简做出评价。
再加上来前调查过陈希亮的政绩，到了长沙后又与陈希亮交谈甚欢，所以这次他并没有霸占人家的转运使衙门，干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