辩道结束的当夜，西湖孤山脚下便已不再平静。
黄佐、周鼎、吴震、陈淳四位名宿，在门生搀扶下黯然离去，萧索的背影融入迷蒙的湖光月色。他们缄口不言，但那沉重的步履与灰败的面色，已无声宣告了理学正统在心学之后的又一次溃败。消息如插翅般飞散，翌日清晨便传遍杭州城的大街小巷。
“听说了吗？昨日西湖论道，杜学台以一敌四，驳得黄泰泉几位老先生哑口无言！”
“何止哑口无言！杜学台那句“若所学不能解民倒悬，不能固我社稷，空谈“心性’，坐视饿浮遍野、河决千里，此等“正气’，于国何益？于民何补？’真如洪钟大吕，振聋发聩！”
“是啊！还有那句“此等“道统’，存之何益？！此等“圣学’，亡之何惜？！’真是……真是石破天惊！”
茶馆酒肆、书院学舍，处处都在议论。
支持杜延霖的寒门士子、务实官员扬眉吐气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。
而保守派则如丧考她，或痛心疾首于“圣学陵夷”，或私下咒骂杜延霖“离经叛道”、“惑乱人心”，但公开场合的声势已不如前。
更深远的震荡在于思想的裂变与分流。
西湖论道的实录，在沈鲤、毛惇元等弟子的整理下，迅速付梓刊印。
精明的书商嗅得商机，争相刊刻，一时间《西湖论道录》、《躬行对问集》等小册子风行市井，立时便有“湖上论道录，纸贵临安城”之盛况。
这些册子不仅记录了辩论双方的言辞交锋，更附录了杜延霖草创“求是大学”的宏图、《躬行天下为公疏》的核心段落，以及他对经史典籍中“重行”、“务实”思想的重新阐释。
不仅士子争相传阅，连一些关心时务的商贾、胥吏乃至稍有见识的市民，也纷纷购阅，试图理解这场震动江南的“大辩论”究竞所言何事。
其如同一把锋利的犁铧，深深犁开理学板结的土壤。
一些年轻学子，尤其是那些苦于出路、对空疏学风早生不满，又在科场蹉跎的寒门士子，仿佛在迷雾中看到了灯塔。
杭州、绍兴、宁波等地，“躬行社”、“求是会”纷纷自发结社。
虽规模尚小，但一股“以实学济世”的潜流，已在江南士林悄然涌动，与固守理学的正统壁垒分明。反响更波及远处。
金陵、苏州、松江等地的书院山长与知名学者，在收到《论道录》后，或撰文驳斥，或公开讲学，或表示支持或深入探讨。
一时间，求教、论辩、乃至表达钦慕、愿附骥尾的书信，如雪片般飞向杭州提学衙门。
市井说书人则将“杜学台西湖战四儒”添油加醋，编排话本，与“朱夫子鹅湖会二陆”相提并论，誉为“前有鹅湖辩理分朱陆，今有西湖论道启新章”，皆谓开一代风气之先河。
一位致仕的翰林院老编修在给友人的信中慨叹：
“昔年鹅湖之会，朱陆辩驳经义，理学、心学由此分野。今观西湖一会，杜华州倡“躬行’破“空谈’，立“求是’斥“虚文’，其旨虽异，其撼动士林根基、导引学风转向之功，实不遑多让！此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恐肇端于此矣！”
浙江巡抚张元州在给朝廷的密奏中亦写道：
“…杜延霖西湖论道，力挫名宿，其“躬行天下为公’之说风行江南，寒门士子翕然景从。彼所创“求是大学’，规制宏阔，迥异旧学，分科授业，重实务而兼义理。此局若成，非仅浙江文教之新章，实乃我朝取士育才之道一大变革，其影响之深远，恐不下于前宋鹅湖之会…伏乞圣衷明察。”
然而，更深重的阻力，则来自于根深蒂固的科举体系。
杜延霖倡导的“实学”，其价值在现行的八股取士制度下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和认可。
许多士子心中仍有疑虑：耗费精力学习农政、水利、算学，若不能直接转化为科举功名，岂非舍近求远？
这种“学而优则仕”的路径依赖，使得“求是大学”的吸引力，在不少人心底终究打了折扣。但不管如何，经此一役，杜延霖与他的求是大学，已在江南士林声名鹊起，如日初升。
转眼已是嘉靖三十六年秋，杭州西湖宝石山麓下昔日荒芜的旧园，如今已初具气象。
虽无雕梁画栋，但亭台楼阁经修葺后焕然一新，白墙黛瓦掩映于苍松翠柏之间，依山势错落铺展。山涧引活水成溪，淙淙流淌，汇入山脚新凿的半月形池塘。
工地上匠人穿梭，伐木凿石之声不绝于耳，空气中弥漫着新鲜木料与泥土的气息。
这便是初生的“求是大学”。
除了部分校舍尚在营建，其余建筑均已大功告成。
杜延霖将几处修缮完毕、通风良好的轩敞厅堂辟为临时讲习所，并亲自题写了“格物堂”、“致知堂”、“躬行堂”三块匾额，高悬于门楣之上。
求是大学初步建成后，杜延霖以“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”为题，再广发求贤贴。于是，一些心怀抱负、厌倦空谈、渴望真才实学的有识之士，如百川归海，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。秋阳酷烈，松江府华亭县郊外，焦渴的田垄上尘土飞扬，一个身着半旧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