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开封呆的这几个月里，皇甫淳也摸索出了一点穷文人的谋生之道。比如，在南纸店里不仅是可以当接应，同时也是可以在那里卖字卖画的。皇甫淳的字也的还过得去，给谁家写个喜联、贺联啥的都还不是问题，画画也能画上两笔，可苦于无名师指点，这成色就差远了。他自己不行，可不等于不能在南纸店里“倒腾”啊。比如，前几天就在地摊上看到了一幅画，仔细看下来，竟然是刚刚崛起的吴昌硕的一幅新式海派画，悄悄的收了下来，后来拿给南纸店老板，那老板也算是识货的，给了皇甫淳20两银票。也就是因为腰包里有这个底，皇甫淳才敢跟着方孝义去京城。
京城里的三伏天也热，树上的知鸟叫起来也不含糊，皇甫淳没有跟着方孝义到东城富人扎堆的地方去租房子，他花不起那个钱，同时，也为了方便自己谋差事，找事由，干脆就在天桥附近找了一间四合院里的偏房里栖身，
到了这四九城这才几天，他就发现这里就与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，作为他这样一个穷酸书生，根本没有可能去京师大学堂读书的。原来还想去那里学习西学的，可现在一看，基本上没指望了。不说别的，光是在那附近找个住的地方都难，不是没有，是太贵！那边是个啥地方啊？呵呵，可不简单。
说这四九城里的格局啊，看上去四四方方的，挺规制的。可实际上，民间就流传着一句话，叫“东富西贵”“南贫北贱”，这是个啥意思啊？
满清进关后赶走了李闯王，占了四九城，前明朱家皇朝留下来的东西不错，那西城更是好地方，于是王公贵胄纷纷把自己的府邸修在那儿，据记载，满清皇室共有118个皇子，八成以上的府邸都修在西城。可以说，当时的西城是王公贵胄扎堆的地方。无独有偶，被东瀛那边的倭人打的找不着北后的大清朝也想办西学了，可这个西学是给谁办的？显然不是给老百姓办的，于是，京师大学堂也修在这西城里，招收的学生无不是家有背景，无不是达官贵人的子弟，试问，以皇甫淳这样的小拨拉子能凑到那边去干嘛？给人家提鞋都会被嫌弃。
当时的王公贵胄虽然很贪财，可还是瞧不起商人，他们一方面从商人手里拿来丰厚的回报，一方面还要在表面上与商人“划清界限”。这也没法子，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“重农抑商”，一直把商人排在社会的边缘，所以，富户商人想往王公贵胄那边靠是不可能的，于是，这些富户去了东边，就连当时的使馆区也是在“东交民巷”，这里的意味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。
东西都给占了，剩下的就是南北了，而这南北其实就是围绕着东西服务的“第三产业”。老北京说的“南贫”指的其实是北京南城的居民多为“贫民”，这里的贫民还是有界限的，也就是一些以出苦力为生的老百姓，他们算是平民，不是奴隶，也不是什么家生奴才。老北京也都知道，穷人有互帮互助的传统，因此，南城也是四九城里最有人情味儿的地方。各种老字号、各地会馆等都在这一带，最典型的就是地方就是天桥，天桥其实就都位于南城一带。
“北贱”则是指北城区内的特殊群体和特殊行业，居住的都是社会地位低的人。在北城，有大家熟知的“八大胡同”，茶馆、戏院、妓院相互掺杂，所谓三教九流鱼龙混杂。用现代人的眼光看，这里就是一个“红灯区”“娱乐区”。而从事这些行当的在当时都归纳为下九流，这也是为什么说“北贱”的原因。
以皇甫淳举子的身份是可以去城里诸多驿站里借住的，问题是，他是落第举子，去了那里，放眼看去都是前来参加殿试的贡士，他这个举子的身份就尴尬了，还真是不好意思与人打招呼，草草的住了两天就跑到南城这一带找房子了。
皇甫淳是落第举子，这身份还得去吏部那边去挂个号，要不然，他的仕籍怕就没了，如果是在150年前，这挂号的举子就有可能被吏部外放到偏远的下县去做官，差的弄个主薄干干，好点的也许能混个县丞啥的，去什么道混个捞实惠的小官干？那是不可能的，比如那些盐茶道里、制造局等衙门里的小吏都是盘根错节的，没有关系根本不可能把位置给你。去吏部递交了自己的仕籍后，不管将来如何，总还是有案底可查的，这也是皇甫淳的一点小心思。
与皇甫淳一起去吏部的还有方孝义，只不过方孝义去递交仕籍的意思与皇甫淳就不一样了。到了四九城，方孝义就去东城赁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宅子，随即就是忙活着拜这个拜那个的，他是打定主意要在京城里谋个一官半职了。
方孝义毕竟比皇甫淳大上了几岁，看这科举的事情还是入木三分的，他断言，这科举入仕的路子是越走越窄，保不齐啥时候这条路就走不下去了，与其还要苦熬的去追索，不如趁现在还有关系，赶紧的抢上末班车。不能不说，方孝义此时的眼光要比皇甫淳的远大，看看朝堂里，自打李鸿章等一批老臣子西去后，现如今闹得欢实的人里，有几个是从科举正途出来的？就说当朝的练兵大臣袁项城袁大人吧，那就是个没有功名的，可人家现在可是热的烫手啊。
皇甫淳年轻，心里琢磨的事情还是“求学”，既然流行西学，那不如到这京城里好好的求学，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