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；一旦坐下了，便目不斜视、杂念全息，专心致志地读起书来……正因为人们都是这样的精神状态，所以才出现了下面的情况。
我兴味甚浓地读毕了英文原版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的第一章，不禁舒了一口气，倚靠在舒适的圈椅背上，闭目思索起马克思、恩格斯论及该书作者狄更斯的那些话语来……当我睁开休息充分的双眼，准备俯案续读时，偶然朝对面座位瞥了一眼——啊呀，我愣住了；好熟悉的面庞！漆黑的细眉下，一双不大的单眼皮眼睛，正盯住案上一册大开本的技术书；高鼻梁、长人中下的薄嘴唇，依然那么样的红润，并随着默读翕动着；这不是邹宇平吗？是他！肯定是！不过，他此刻穿着半旧的工作服；他那件了不起的米黄色大衣哪儿去了呢？他是什么时候坐到我对面来的？他是真的没有发现我，还是发现了而出于羞赧或幽默，故意没有招呼我呢？……
我心里流过一排热浪，把刚才还占据着意识中心的大卫·科波菲尔推到了一边，浮想联翩起来。瞧，曾经除了打扮打扮自己而外，对其他一切活动都丧失了乐趣的这个小伙子，现在却倾注着全部心力，在读着一本技术书！我当然可以根据逻辑推理，用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惊雷和春风，来解释面前这个镜头；但是，我却不能满足于此。我想深入到这样一个青年人的灵魂里去。究竟是通过怎样的内心历程，沉睡的激情才奔腾起来，心灵的眼睛才越过米黄色大衣的庸俗境域，看到了革命理想的璀璨霞光？……
正当我忍不住要招呼邹宇平时，他恰好也读毕了一个段落，抬起了眼睛——我们四目相对，犹如火石相撞，顿时溅出了激动的火花；从他的眼神里我判断出，他的确是在此以前并未发现我——邹宇平首先压低嗓音惊喜地召唤了我一声：“晁老师！”
一刻钟以后，我们已并排行进在北海大桥上。重逢的快乐攫住了我们的心。我们需要长谈，而图书馆可不是个谈话的地方。邹宇平一小时后要到厂里上中班。他们厂在前门外，走着去完全来得及，于是，我便决定陪他步行穿过南长街和**广场，边走边谈。
离开阅览室时，邹宇平从椅背上取下了大衣。出得图书馆，他穿上了大衣。我一眼就认出，还是那件米黄色的大衣；不过，一些地方有皱折，一些地方蹭上了灰道道；正当中原来的扣子显然是丢失了，补上的一颗颜色要深一些，显得很不协调。一目了然——这件米黄色大衣在主人心目当中，使用价值仍然存在，美学价值却荡然无存。我觉得这是邹宇平最大的变化，不禁指着他身上的大衣问他：“你怎么不‘张罗张罗自个儿了’？”
邹宇平脸颊发红了，他摆摆手说：“嗨，别提了——我早打算把它拿去染成黑的，可路过洗染店多少次，总舍不得花时间钻进去张罗这个事儿……再说一时我也没别的大衣穿，就让它这个样儿吧！”
我连珠炮般地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：“你们厂现在怎么样？”“你最近除了干钳工活，还忙些什么？”“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跑图书馆的？”……
邹宇平的性格似乎并没有变。他有问必答，但答话都很简单。这种泛泛的问答令我很不满足，于是，当我们走到西华门附近时，我便开始往细微处探究了：
“你们那儿的‘十元会’怎么样了？”
邹宇平现出一个开朗的微笑：“解散啦。那会儿，我们青年不当流氓就算好的；生活枯燥，也不知道前头有什么等着我们，所以才有‘十元会’，也才有我这米黄色的大衣，也才有一米高的金鱼缸，还有什么‘家具爱好者联谊会’……是‘***’把我们挤兑到小胡同里去的呀——我们又不愿意‘头上长角，身上长刺’，去当他们的跟屁虫！……”
我还想进一步深入他的灵魂，便直截了当地问：“告诉我，究竟是哪几件事，让你猛地醒了过来，觉得还有比穿上一件米黄色大衣更要紧的事情？”
邹宇平把步子放慢了，眉头颤动着，沉思了大约半分钟，才开口说道：“主要是两件事。一件是前年三月六号，上班路上遇上了插队时分在一个村的刘丽云；她气得涨红了脸，脑门上炸出了一溜汗珠，跟我说：‘昨天的《文汇报》，你看了吗？’我告诉她：‘这两年，什么报纸我也不看。’她当时就骂我：‘这样的事你都不闻不问，真不如一头撞死！你还有没有良心？！周总理的骨灰都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了，可还有人骂他是最大的走资派——你就容得了他们？’我当时就跟她顶撞起来，扬着嗓门说：‘我邹宇平再浑，这一腔子血也还是红色的——谁敢骂周总理？我去跟他们拼命！’她就把三月五号的《文汇报》拿给我看……我是个从来不失眠的人，那晚上半宿睡不踏实。说实在的，对**他们，我是打那晚上才恨到咬牙切齿的地步的。‘***’他们整老干部，整这个，整那个，我这个落后分子心里想不通，气还能强吞下去——没想到他们整到周总理头上来了；周总理已经鞠躬尽瘁了，他们还整——由着他们这么整下去，中国不就完了吗？他们眼里也太没咱们老百姓了，真是欺人太甚！不能由着他们！……第二天，我一大早就找到刘丽云家，一屁股就坐到了没擦干净的板凳上，发现弄脏了这件米黄色的大衣，我